譬如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，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.23，到1990年，就增加到0.35。

中国GDP的季度增长，是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顶点，而部分由于宏观政策收紧，工业结构的升级调整，新的劳动法实施，等等，在07年二季度后的GDP增长逐季度迅速下降，到2008年三季度已经只有9%。消费增长从2007年的16.4%，下降到9.8%。

事实上，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几乎运用了所有可能的政策手段，努力维持2009年的经济增长。尽管人民币升值，但在前11个月出口增长仍然达到19.3%，而2007年的出口增长高达25.5%。制造业是中国最大的产业部门，它在中国2007年的GDP中占43%（仅略低于服务部门的49%）。中国的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利率和调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，其目的是在经济中注入更多的流动性，帮助企业界和房地产市场。但是，许多其它较小的项目，特别是和社会服务领域相关的项目，都主要取决于地方的积极性和财政能力。

但从短期来看，由于体制的问题，贫富差距的问题，贪污腐败的问题，突发性社会事件日益增多的问题，失业的急剧增长，有可能加剧社会的短期动荡，政府必须正视并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。在中央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公布后，几个富裕省份，如广东，江苏，山东，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上万亿元的开发项目，全国项目的总规模，已经超过14万亿人民币。但是，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，最终他都是需要快乐的。

第三，消费已经过分，不需要鼓励。破坏环境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，也影响经济生产本身。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，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。妈妈常说，孩子得等他们自己愿意读书才有办法。

如果中国能拿今后二三十年将会浪费在私人汽车上的资源的一半，来发展公共交通，中国大城市将会有全世界所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。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 《南》：您在解释东亚快乐鸿沟的原因时，归结为高生产高消费，竞争太强，教育压力，过分强调大同、秩序等。

《南》：公共开支的增多会不会带来大政府和低效率？ 黄：政府的职能本来就是要解决公共问题，这方面是不能缺位的。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，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。但是，在物资基本上不匮乏、在赚钱不能显著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与快乐水平时，还去牺牲亲友关系、甚至危害健康去拼命赚钱，也就是去选择那些降低自己快乐的事物，这就肯定是无理性的表现。人们无理性地拼命赚钱，也有很多时是由于无知和受商业广告鼓励人拼命消费的影响。

所以，在选择工作时，除了薪水，你还要考虑兴趣，考虑是否离家太远，工作时间是否太长。在东亚，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日渐衰微，与之相比，佛教、印度教在印度却全民信仰，深入人心。私人需要增加积蓄，准备购买房子，准备将来孩子的教育费、自己的退休养老等，投资比消费更能够提高综合国力与人们的福祉。环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资，可以通过对破坏环境的活动加以课税(或收费)或限制来实现，政府对污染环境的工厂多抽税，可视其对现实和未来污染的程度而抽取。

后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证明，东亚靠高投资而不是高效率的增长方式存在重大隐忧。《南》：不少中国人说，我们地大物薄，人口多，压力大，所以才不是那么快乐。

像这样超出自己能力去追求高档品，绝对是得不偿失。像吗啡和海洛因，是很容易成瘾的，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。

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讲课，写文章，工作过程中就是一种快乐，而不觉得很辛苦。《南》：有人把为所欲为当成快乐，说快乐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怎么办？ 黄：确实，有些人为所欲为，这是他的偏好，但往往是由于无知造成的。但是还是会有相当的增长。《南》：您的快乐经济学对个人来讲，有什么借鉴意义？ 黄：首先，大家要意识到快乐的重要性，知道健康、亲友和精神满足远比金钱重要得多。《南》：中国不少人求职，换工作，高薪是第一考虑，您怎么看？ 黄：收入太低当然是不行，但是小康之后，选工作就不要把薪水当成第一要件。过去20年中，东亚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，各种赞誉性的研究铺天盖地。

她的理论至少对我来说是对的，我这个留级两次的孩子也还能读到博士毕业(东方的教育方法，往往失之太过严格、呆板与填鸭。如果更早、更好地发展公共交通，采用对汽车大量征税等控制方法，现在的情况就会不一样。

《南》：经济学家喜欢谈growth(增长)，认为GDP多有助于我们过更好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个人消费不再能给社会增加快乐，那么提高公共投入，即使在金钱上会有损失，但却不会付出快乐代价。

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进取的精神，高储蓄的积累，还有东亚的经济奇迹吗？ 黄：是的，如果东亚不是这样的发展，GDP增长是会降低一些。越帮助他人越快乐 《南》：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，是不是难以衡量？ 黄：我不觉得快乐不能衡量。

而现在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与社会、人民幸福之间的最佳水平，过犹不及，是一种不协调、不快乐的增长。根据他的研究，克鲁格曼在《萧条经济学的复归》中预言，东亚经济奇迹将会破灭。把这种争强好胜的本能压一压，多去想一想怎样为社会做贡献。要意识到，不理性的敛财本性带来的是种种错觉，要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为漫天的商业广告所动。

由于两年多省吃，营养不够，结果半途晕倒，送入医院。汽车消费有四大外部成本(炫耀性消费、拥挤、空气污染、对他人的意外伤亡)，又有钻石性物品的性质(贵重，显示经济地位)。

收入越多，快乐也比较多。长期都比较快乐的话，就是幸福。

相比而言，反思和提醒性的研究则比较匮乏，或缺乏深度。此外，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，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，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。

而您的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是happiness、welfare、quality-of-life这些词，那么您认为经济增长和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？ 黄：happiness、welfare、quality-of-life，这些词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快乐幸福。这些习惯对社会就是一种节约《南》：自由是不是快乐的前提，知识和教育是不是快乐的前提？ 黄：一般来说，是这样的。此外，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，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，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。

《南》：很多人说，现在勤力一些，趁年轻多赚些钱，是为了将来无忧。要意识到，不理性的敛财本性带来的是种种错觉，要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为漫天的商业广告所动。

如果中国能拿今后二三十年将会浪费在私人汽车上的资源的一半，来发展公共交通，中国大城市将会有全世界所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。这不仅需要大力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，更应在那些能切实改善福利的领域，如公众健康、科学技术、文化艺术、教育领域，提高公共投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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